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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客家人早期“过番”下南洋谋生发展

时间:2014-01-20 | 来源:未知 | 作者:客家人 | 点击:
梅属客家地区很早就有人到海外谋生。最早有文字可查的可追溯到南宋末年,到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洋各地的开发,大批客家人开始到南洋谋生。到20世纪上半叶梅州地区侨乡社会形成。客家人出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因生计艰难所逼。


 
       梅属客家地区很早就有人到海外谋生。最早有文字可查的可追溯到南宋末年,到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南洋各地的开发,大批客家人开始到南洋谋生。到20世纪上半叶梅州地区侨乡社会形成。客家人出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因生计艰难所逼。

  地处粤东山区的客家地区人多地少,“八山一水一田”的俗语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特点,人地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客家人生活艰难,迫使大批的客家人从清初起便开始出国谋生。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也使大批人到海外谋生。如梅县非常著名的侨乡松口镇,早在清末,就有“家家户户有华侨关系,有数万人出洋”之说;在这里的一个鹧鸪岌梁姓大夫第祖堂上就写着:青年人十七八岁都应到南洋去;当地的书院的李姓长老说,抗战时期这里就有700多丁,其中在南洋从商务工者就有500多人。在客家人的俗语中出国谋生叫做“过番”。

  海外客家人经过几百年的艰苦创业,终于在侨居地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许多客家华侨寄钱回家赡养家人。在松口,每年流入白洋达数万元之巨,有90%以上的华侨户依靠侨汇维持生活。也有很多人支持家乡人的经济建设。他们为侨乡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主要的事迹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大量外资的注入,使梅州客家地区的侨乡社会形成,也为水客业和侨批业的兴起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本人就梅州的水客业作一个简单的探讨。
  
 
  二、梅州地区的水客业的发展历史
  水客系特殊职业的人,是侨乡社会的“特产”之一。水客原本也是华侨,趁返回唐山之便,帮助亲友带物带款给家乡的亲人,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后有人专门从事这样的工作,渐渐地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水客”行业。其经营方式有:海外收汇,通过银行汇回国内解汇;或通过商业经营汇驳。解汇方式有登门解汇或通知侨胞到其驻地去收领侨汇。

  在近代,侨汇进入我国的方式主要有几种:水客,批局,银号,商行,银行,和邮局(林家劲等1999:11)。根据《梅州市金融志》(1990)记载,在1937年以前梅州地区一直未有设立银行,所以侨汇业的经营均属民间行为,几乎没有政府的参与。这为水客业和侨批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至于梅州客属地区水客产生于何时,尚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据《大埔县志》(1992):清道光十七年(1837),大埔高陂张杨泉开始从暹罗收侨汇回国。这是较早的有关梅州“水客”输入侨汇的记载。

   “水客”的从业人数。较早的水客由于居住星散,数字难以统计。不过我们可以从地方志中窥见一斑。据《梅县畲江志》(1995年)记载:清末民初,全镇先后有58人从事“走水”业务,其中第一个是一个叫罗进满的人。据1940年,梅县要览所载:梅县出洋水客达到449人;根据建国初调查统计,梅州各县经营此业先后达882人。其中梅县447人,兴宁34人,大埔296人,蕉岭45人(《梅州市金融志》1990:附录)。建国后,国家对水客进行了管理。1950年1月20日,梅县人民政府公布水客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凡经营水客之业务者,均需办理登记,经登记统计仍有水客530人,并成立公会把水客称为“侨批员”。其实还有许多没有登记的水客。又一种统计数据,1950年,梅县返国水客达404人,其中印尼219人,马来西亚77人,越南、暹罗66人,印度、缅甸33人,毛里求斯13人,共结汇62669万笔,296.07万港元(《梅州市金融志》1988:174)。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国际形势的变化,老水客死后没有新水客接替,水客的人数逐渐减少。据《兴宁县志》(1992):1960年2月的统计,全县登记水客有27人,其中23人已经停业。1977年,执行国务院发1号有关文件规定后,梅州市各县的水客已无形中被取消。
  
  三、水客的输汇情况
  梅州客属水客这一职业从它的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一时期中,在侨汇输入和沟通南洋与祖国的联系方面,实在是功不可没。在1937年以前,梅州地区没有银行,侨汇的输入主要靠水客和批局,而批局在梅州地区的大规模兴起又主要是集中在二战以后,所以早期的水客成了沟通南洋和梅州地区之间联系的主要渠道。

  由于早期的水客没有捺入国家金融体系,所以难以统计具体的输入侨汇数目。据民国30年(1941)《梅县建设》记载,“往来南洋每年三次水客约有三四百人,代侨胞带回汇款每次在2百万元以上。”(《梅州市金融志》1990:132)。据《梅州市金融志》(1988)记载:每次年关如遇水客汇款未到,市面冷清萧条;水客一到,则市面顿时活跃,各行各业均呈兴旺景象。1937年以后,中国银行与广东省银行虽然在地区在客属地区内设立了机构并经营侨汇,但由于国家行局的经营机制不成熟,再加上与民间的关系陌生,其实很难与水客和批局展开竞争,所以大部分侨汇仍由水客批局经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南侵,侨汇路线受阻。有一段时期水客也无法活动,但不是绝对的。仍有水客想方设法,通过沙鱼涌走私或由暹罗暗藏黄金外币辗转到河内、海防、昆明等地竞换国币后解付侨汇,使得国内一些侨眷仍能收到一些侨汇接济。并且在抗战期间的梅州地区黄金市场上的黄金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水客从外境偷偷带入的。由于在客属地区的水客流动性大,服务周到,深得侨胞侨眷的欢迎,所以收汇面相当广,以至于当时的官方银行也拉拢水客,争取水客外汇。如1940年2月2日,广东省银行丙村办事处主任蔡汉芳、会计朱启修就在该行的二楼设宴招待区属水客,赴宴者达数十人,通过联系感情,沟通汇路,发展银行的外汇业务(《梅州市金融志》1990:132)。因此这一时期水客也成为国家银行争取外汇的有力助手。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水客又开始活跃,成为梅州旅外华侨沟通侨情,畅通汇路的重要力量。尽管这一时期梅州地区的银行和批局的业务得到不断的发展,但水客的收汇仍可占三分之一(《梅州市金融志》1990:251)。

  为了加大对外汇的监管,防止外汇的大量流失,194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央银行管理外汇暂行办法》,虽对外汇的经营对象、范围及外币的进口作了规定,并定了罚款条例,但当时政令松弛,梅县又尚无中央银行直接管理,加之国币不断贬值,特别是1948年以后,外汇官、市价悬殊,侨汇经营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而水客以其灵活的经营方式,大力发展侨汇输入业务。这使水客业又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跨台后,水客业开始进入了国家管理体系时期。1949年5月,梅州解放后,人民政府执行外汇归公,私利归私的政策,水客业继续发展。建国初,旧银行由人民政府接收,而南方行又尚未与海外银行建立通汇关系,侨汇业务因此一度全由批局、水客经营,不仅国家走漏了大量的外汇,而且不少水客乘当时物价上涨之机,用积压延交或低折的手段牟利,使侨眷蒙受损失。所以,为了保护侨民的侨眷的正当利益,规范水客业,不让外汇流失,人民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外汇管理政策。1949年10月24日,潮梅行政委员会公布了《潮梅解放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侨汇必须存入银行换发外币存单。随后又公布《私营侨汇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侨汇业必须登记,未登记的取缔,侨汇必须到银行结汇验批,发批要力求迅速,对侨汇不得积压、贬低、暗扣、不得经营未经许可的业务。通令水客带批如不先行登记验印发放,则以破坏金融法论处。银行并配合各地军管会公安部门对违法批商进行查处,当时对侨汇管理之严可见一斑。1950年1月31日,兴梅地区政务委员会先后公布《兴梅区侨批局水客业申请兼营进口业管理办法》对侨批局水客兼营进口业务作了具体规定。因为受到国家限制,所以解放后梅州水客开始风光不再,在60年代因为生活困难,水客又行时了一阵,从外面带回猪油呀衣服呀。。。。。。后来生活改善了,水客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四、总结和思考
  梅州客属地区的水客业并没因为侨批业的兴起而淘汰,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广东四大侨汇区,广府地区银行是主要的侨汇方式,水客只是一个补充;潮汕地区批局非常的普遍,银号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泰国的潮汕侨汇,近90%是由潮帮银号经香港汇至汕头。然而在梅州客属地区却有所不同。这一地区的水客依然是侨汇输入形式的一大支柱,尽管略低于批馆,但其作用明显超过其他地区的水客。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梅州地区的水客依然在夹缝中找到一线生机。到抗日战争后,其输入侨汇量仍占1/3。相比较其他的侨汇区,梅州地区的水客无疑是客家地区侨批文化的一个亮点。

  梅州客属地区水客较其它地区更加活跃,持续时间更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因为客属地区的批局不如潮汕地区兴盛。据建国初统计,梅州地区挂牌批局只有57家。而汕头在1882年就有批局12家,1932年就达到60多家,1937年汕头有66家,1938年潮汕各地有信局85家。即使在沦陷期,汕头侨批局仍有许多家开业,并且兴梅客属地区有许多的批局都是汕头的分号。另外是海外的因素。如新加坡客属信局仅有12家,泰国客属批局也不多,二战前曼谷一地共有信局110家,其中客属只有2家,占不到20%,客属批局在海外数量的稀少也是导致客籍批业不如潮汕地区发达的原因之一。

  国内国外梅州客属的批馆不发达,给梅州客属水客的存在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其它地方的水客都让位于批馆时,梅县地区的水客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二,梅县地区的邮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落后也给水客的生存留下一定的空间。据统计,1940年,大埔?五华?丰顺?蕉岭?平远这六县通邮只有213个?不通邮的多达1046?不通邮政村高达83.8%。在这样的一个落后的邮政网络里,想通过邮政系统把侨汇很好的渗透到每个侨眷手中,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是非常困难的。

  在金融系统方面,梅州地区则更显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梅州地区是国家行局的一个真空地带。一直到了1937年4月1日,才开设了第一家银行——广东省银行梅县办事处。到了1938年10月20日,才有第一个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梅县办事处。在1937年以前,国家在梅州几乎没有介入侨汇业务。这给水客和批局留下了极大的生存空间,因而,这一地区的水客和侨批业自然也就非常的活跃和兴盛。即使国家行局设立以后,由于传统上没有与民间建立良好的关系,难以深入民间社会。再加上这些金融机构的分布只限于县城和海外的城市,触角没有深入到乡村,其侨汇的吸收力和分发范围非常有限。呆板机械的国家金融体系是不可能有效的将侨汇发放到每一个侨眷的手中的。更何况国家机构中领取侨汇的程序尽管统一规划,但复杂繁琐,这样“现代化”的程序非常的麻烦,所以并不受广大侨眷的欢迎。到了1948年以后,货币疯狂贬值,官价与市价汇率相差甚远,国家金融机构更是无人问津。

  相比之下水客则更加灵活机动,不需要像国家机构里取款的等等繁琐的程序,而是直接送批上门,并且更富有人情味。还因为水客是亲自南洋唐山两面地跑,掌握两地的信息。他们从南洋能带回有关侨民的信息,告知给国内的侨眷;反之,在海外的侨民也可以从水客们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家人情况以及家乡的变化。其真正可谓是联接南洋与内地的桥梁。所以从情理和逻辑上来说,水客更受侨眷和侨民的欢迎。但呆板的国家机构是很难以提供这样额外的且富有人性化的服务的。

  再次,我们从水客的多功能的职业特点来看,也能探知其生存的一些原因。水客不仅仅是帮助带钱带物,还带人往返南洋与唐山之间。从客家人出海的方式来看,客家人外出谋生,常常是由亲朋和水客携带的。如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有梅县籍华侨二三万人,主要靠亲朋和水客带出。其它客家地区的人出国也大多是靠水客。有数据统计,客家人出洋有80%都是由水客或亲人带出去的。如梅县隆文镇萧育斋,居印尼40多年,经他带出的叔侄亲友有400多人;白宫镇的李职昌,操水客业已30多年,带了1000多人出洋。还有就是帮南洋侨民回乡物色女子,并带往侨居地成亲。据统计,1930年,印尼每千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607:1。远远高于潮州人和广府人。这与水客的作用不无关系。同时水客也将侨居地侨民的子女带回国内。也有帮南洋华侨回国购置田地、房屋及其它产业的。甚至还有代侨民看望亲人,田园,祖坟,祖屋等,几乎能了却一切海外侨民的牵挂。这样一种多功能型的职业极大的方便了侨民与侨眷之间的联系,且极富有浓厚的人情味,深受广大侨民和侨眷的欢迎。他有着深深的民间基础,因此能在客家地区长久的生存。

  从主观方面来看,水客也愿意从事这一获利丰厚的行业。早期的水客佣金没有定数,后来慢慢有了固定的价位。一般来说水客按大约10%的比例抽取佣金,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除此之外,水客更多的是利用贩运货物以及利用外汇的差价进行牟利。丰厚的利润吸引许多人从事这一行业,真可谓是“利便侨民兼益己,运输财币逐家乡”。

  总之,作为同是侨乡的客属地区,由于其特有的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导致海外侨汇在进入这一地区的方式与其它侨乡有不同,呈现出自己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这个特殊性最明显的就是客属地区的水客在这一地区,在沟通南洋与国内资金、物资、信件、信息过程中一直扮演了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这也体现了不同侨乡地区侨批文化的多元化色彩。



责任编辑: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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